她把信折好，放进衣服最里层的口袋里，和那张从银杏树下找到的纸条放在一起。她没有哭。她只是坐在後院的小板凳上，把那件小孩的罩衫缝完，针脚匀匀的，一针都没有歪。
那天晚上，她写了一封信给李宗翰。不是透过任何正式管道，而是托一个从成都去广州做生意的布商转交。那布商姓林，是周太太的远房亲戚，每个月跑一趟广州进货。周太太听说陈玉兰要寄信给广州的儿子，二话不说就帮她安排了。陈玉兰的信写得很短：
「宗翰、敏敏：
妈在成都，爸在重庆。我们都很好。
你们在广州，妈知道了。好好做事，注意安全。不要想着找我们，时候到了自然会见面。
妈三月一日」
她没有写「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」，没有写「你们的方法很聪明」，没有任何一句可能被别人看懂的话。她只是写了「妈在成都，爸在重庆」——这八个字，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对李宗翰和李宗敏来说，是一切的答案。他们找到父母了。
三月三日，广州。
李宗翰收到了那封由布商转交的信。他拆开信封，看到母亲的字迹，把那几行字读了两遍。他把信纸翻过来，背面是空白的。他把信折好，放进铁盒子里。然後他拿起了笔，开始写一份新的报告——一份他不能交给刘中校、不能让任何人看到的「个人分析」。他在这份分析中指出，过去两个月内，保密局系统中至少有十七名中高阶官员被调离原岗位，调动的模式非常一致：被调离的都是与戴笠关系密切、且在情报业务上不可或缺的人。这不是正常的人事轮调。
他没有把这份报告交给任何人。他把报告放进cH0U屉，锁上。他需要一个更安全的管道——一个不会留下痕迹、不会被追踪、不会让任何人联想到「李宗翰」这个名字的管道。然後他想起了冯怀安留下的那串编码。那个在广州只待了几天的南京来的「冯先生」，那个在他面前掏出民国三十四年y币的人。他说过：「你如果有任何需要，可以透过这个管道找到我。」李宗翰按照冯怀安留下的方式，发出了他在这个时代的第一封「私人」情报。信的内容很简短：「南京来的冯先生，我父亲在重庆可能需要帮助。请留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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