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形容枯槁、眼神空洞、浑身是伤的女孩。那是我，又不是我。
然后，医生拿出了一本东西——我在被“洗脑”前写的日记。
她翻开日-记，开始一页一页地念。
“‘十月三日，天气晴。今天在图书馆坐了一下午，终于把论文的初稿写完了！奖励自己一杯奶茶，超开心！’”
“‘十月十五日，下雨了。和小雅窝在宿舍里看老电影，两个人哭得像傻子一样。’”
“‘十一月一日，新买的连衣裙到了，白色的，室友都说像仙女裙，周末要穿出去玩！’”
那些属于“旧白月”的、鲜活的、充满阳光的文字，像一把把生了锈的钥匙，在我那被锁死的记忆深处，打开了一道又一道的门。
镜子里那个陌生的女孩，和日记里那个鲜活的女孩，开始在我脑中重叠、交战。
“哪个才是你，白月？”医生问道，“是一个需要跪在地上，通过伤害自己来获得‘荣耀’的人，还是一个会因为一杯奶茶、一条新裙子而感到快乐的人？”
我看着镜子，看着日记本，大脑像是要被撕裂开一样疼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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